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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4月30日，公安部公布5起依法整治“机闹”维护航空安全秩序专项行动典型案件，涵盖在飞机上霸座、吸烟、打架斗殴、开启应急舱门、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等多发违法犯罪行为。从通报内容来看，有的旅客“机闹”行为非常过分，甚至还有人扬言飞机上有炸弹，导致航班延误2个多小时。如此行径显然不可能被法律容许，公安机关很快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旅客最终被判决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
据相关资料，2023年7月以来，民航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依法整治“机闹”，维护航空安全秩序专项行动。半年多来，全国民航公安机关共打击处理“机闹”事件669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6人次，行政拘留311人次。重拳出击，捍卫空中安全和秩序的举措，很快有了明显效果：每百万旅客中扰序行为人占比较专项行动前下降13.2%，有效遏制“机闹”多发态势，有效维护了航空安全秩序。
一直以来，机上安全都是各大航司和民航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的事情，任何空中的“机闹”行为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航班上的安全保障和惩处力度，也随之增强。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在今年年初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对民航领域相关违法行为性质和罪名作出了细化规定，为相关惩戒行为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和法理上的认定。这也能起到震慑作用，避免出现某些旅客不把机上安全当回事的情况，防止出现秩序混乱等问题。
与高铁上的“霸座”行为类似，在飞机上“霸座”的人，同样令人厌恶。而且，在飞机上“霸座”的危险性远超高铁“霸座”。飞机上在飞行期间，不能“说停就停”，乘客遇到秩序混乱、暴力行为等情况时，也容易更加惊慌，这些都加重了保障机上安全的压力。机组成员特别是机上安全员，一方面要处理因为天气、技术因素而产生的突发情况，另一方面，还得应对有损机上安全的人为因素。前者或许是不可预知的，但后者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避免。将人为的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里，才能从根本上捍卫飞行安全。
要做到这一点，固然需要机组人员恪尽职守，严格执行相关要求，但也需要旅客们自觉遵守规定，积极配合机组工作。据媒体报道，4月18日，在一架由武汉飞往迪拜的航班上，一名旅客登机后因嫌弃自己的座位舒适度欠佳，在未与空乘人员沟通的情况下，就自行坐在较为宽敞的另一个位置上。机组成员好心劝阻他，这位旅客却拒不配合，最终，机场公安对他作出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从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来看，不管是“霸座”，还是打架斗殴，只要违背了机上安全规则，轻则会受到行政处罚，重则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旅客在机上确实有特别的需求天博官网下载链接安装，可以向机组人员反映，却不应该无视规定和法律天博官网下载链接安装，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共秩序。更何况，这种行为纯属“损人不利己”，任何有素养的乘客对此都应保持头脑清醒。旅客自觉远离与抵制“机闹”行为，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在飞机上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一些理解和包容，也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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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峰：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5米多长的作业卷轴上，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整齐地抄写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论语》中的《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其后，又有六言诗《十二月三台词》、五言绝句六首和《千字文》数句。
从题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和跋尾“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来看，该抄本写于唐朝景龙四年(710年)，作者是年仅12岁的学生卜天寿。有意思的是，卜天寿在抄写过程中，还随手写了几句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意思是，今天学生的作业已经做完了，您不要责怪学生写得慢，明天就是假日了，恳请先生能够让学生早点放学回家。寥寥数语，就成为了解古代西域学子生活的鲜活素材。
唐朝在西域兴办各类学校。首先，唐朝在重要的西域城市建立了官学，如敦煌、龟兹等地。这些官学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提供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官学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也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其次，唐朝在西域鼓励和支持民间兴办义塾(民间教学机构)，其以教授汉文化为主，同时也传授西域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技艺。义塾的兴起为西域地区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汉文化，增强了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隋兴科举，唐朝更趋完善，允许平民自主参加，这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旷日持久的吸引力，对于西域学子也不例外。而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的《论语》，是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之一。隋代时，何晏《论语集解》与郑玄注《论语》并行，且以后者为要。至唐代，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唐前期郑玄注《论语》风靡，后期《论语集解》盛行。
卜天寿在抄录《论语》各篇时，均有“孔氏本，郑氏注”之题。足见开元、天宝之前，远在西州的学生亦以郑玄注《论语》为主要教材。此并非孤例，阿斯塔那墓地还有5座纪年墓葬出土了唐朝时期的《论语》抄本。同时，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千字文》《开蒙要训》《孝经》《尚书》等汉文典籍，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学习汉文化的有力证据。
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并获得当地人认同，改变了其思想观念。唐朝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西域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华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西域也从汉代以来的单纯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成为大唐文明沿丝绸之路向更远地区自然延伸的“中继站”。
吐鲁番文书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晋唐时期当地军政、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它们有的是当年使用的公文、契约、书信、药方、佛经，甚至是学生的作业，有些内容在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比如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辞，行旅往来的过所(通行证)，以及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户籍、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手实(户口登记表册)等，还有大量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儒家经典、诗文和启蒙读物抄本。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吐鲁番文书真实记录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疆地区的历史缩影和写照。近年来，学界有关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边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缔造新疆历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实，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完)
陈爱峰天博官网下载链接安装，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敦煌研究院人文部特聘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主持过多项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研究课题，已出版6本专著。主要研究方向为石窟艺术、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曾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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